周建军:寡头竞合与并购重组——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赶超逻辑

2018-10-06 13:12  来源:www.lieqie001.com  编辑:覃主编  已有()人围观
导读: 根据格申克龙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而言,后发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国际现存的技术储备快速实现工业化。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的确对很多后国家实施工业化有很多启发,但是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却远远没有格申克龙说得那么乐观。根据世界银行增...

根据格申克龙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相对于那些发达国家而言,后发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国际现存的技术储备快速实现工业化。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的确对很多后国家实施工业化有很多启发,但是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却远远没有格申克龙说得那么乐观。根据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的研究统计,自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只有日本、韩国这两个人口超千万的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实现经济赶超。而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经济特征,除了政府领衔的产业政策外,就是以寡头大企业领衔的、产业相对集中、竞争合作并重的方式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组织体系。除了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后发国家以日本、韩国的产业组织体系最为典型。正如半导体产业赶超过程中显现的,这种寡头大企业领衔、产业相对集中、竞争合作为特色的产业组织体系,强调防止过度竞争或者有组织的竞争,倡导和鼓励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尤其是大企业领衔的并购重组,来推动企业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  

一、寡头竞合与日韩的产业赶超  

历史的看,全球大规模的并购重组始于19世纪末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钢铁、铁路、石油产业为代表的并购重组,催生了洛克菲勒标准石油、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通用电器等一大批大型工业企业。多方数据显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的三次大规模并购重组,波及的采掘业和制造业企业总数分别达到2600家、8000家和12000家左右。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富》500强中,有247家企业成立于1880年-1930年间;而铁路、通讯、金属、石油、食品、化工、橡胶、造纸、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相当一部分公司是通过大规模并购和纵向整合之后才发展壮大的。这个意义上,钱德勒认为,作为美国工业企业成长的四种重要方式之二(另外两种是地理扩张、新产品开发),横向合并与纵向合并确立了美国的新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促进了美国产业的合理化,推动了美国现代工业企业的发展演变。  

1.1寡头竞合与并购重组  

伴随着美国这种大规模的并购重组和产业集中,世界经济日益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而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也经历了大企业领衔、寡头竞争、竞争合作为特征的经济发展过程。尤其是日本作为二战后首先实现产业赶超的后发国家,其发展模式和特点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在二战以后,日本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问题就已经逐渐显现,给日本企业的规模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非常不利于日本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是二战后日本推动企业实施大规模并购重组的背景和原因所在。  

为了限制市场的过度竞争、增强规模经济、与美国、欧洲的西方公司竞争,日本政府的通商产业省(MITI)鼓励寡头竞争,鼓励包括银行在内的大公司开展并购重组以扩大规模、推动彼此之间的生产研发合作,并协调好产业内部的分配关系。即使这些产业重组的举措与日本的《反垄断法》相抵触,但是在日本通商产业省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或默许下,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还是被实施。对本土企业并购重组的支持政策在日本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在21世纪之后。受益于通商产业省等政府部门的支持或默许,从1950年代后半期到1980年代初,日本每年都有数百上千个企业合并的案例,对日本的市场结构和产业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推动企业并购重组培育本土大企业的同时,日本也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中小企业相互带动、相互支持。当然,尽管有各种协调机制,日本企业并不总是服从日本政府的产业重组意愿,这也导致了日本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仍旧存在。  

二战后,日本在驻日美军的推动下进行了经济民主化等方面的改革,日本战前的财阀体制被大大的弱化了。而在韩国,在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下,韩国企业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大企业主导的烙印。在实现韩国经济赶超的同时,基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份额以及企业内部的高额交叉持股比例,大型财阀企业对韩国经济有着很大的影响。而韩国财阀在国民经济中的巨大份额,意味着韩国财阀自身产业的多元化和庞杂。比较日本与韩国在1970至1980年代的产业集中程度,韩国的市场结构明显属于更加集中的类型。在韩国,规模导向的寡头竞争模式也得到了韩国政府的鼓励,但是韩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在1980年代,韩国曾推动过大规模的产业重组;造船等产业的企业数量被削减,重型电气设备产业也进行了合并。随着1980年代后期的经济自由化改革,韩国的产业集中度也进一步升高。为避免彼此之间的过度竞争,韩国的财阀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在共同研发、技术共享、海外营销等方面开展合作。  

1.2产业赶超的经济意识形态  

尽管日本和韩国作为后发国家的赶超实践并不完美,但是这种寡头竞合或“有组织的竞争”的背后显示了日本、韩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理念。就战后日本的经济学尤其是产业发展而言,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有着更大的影响,而不是宣扬自由竞争的经济学。日本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则这样解释他们对防止过度竞争或者有组织的竞争的理解,以强调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过程中市场结构的独特性、并购重组的重要性。例如,有泽广已强调大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而不是大企业视为垄断资本的代表;村上泰亮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边际成本递增的理论假设,强调区分技术进步状态下的垄断和几乎没有技术进步的垄断;两角良彦强调竞争不是日本经济最有效的生产体系,过度竞争会带来严重的问题;鹤田俊正就过度竞争问题提出了并购重组、企业规模化、放松反垄断法律等建议。  

日本经济学家关于防止过度竞争的解释,听起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流行解释格格不入。但是,这并不代表日本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个别和孤立的。日本问题专家约翰逊就认为,类似解释与日本通商产业省提出的“产业结构”概念不谋而合,即日本产业要想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其结构就必须改变;参与竞争的产业部门,其企业数目就必须减少,保存下来的企业必须扩大,通过企业集团体制形成的抢先投资和过剩生产能力必须加以控制。类似日本经济学家强调的“有组织的竞争”,韩国时任总统朴正熙很早就认识到“现代经济的“集中倾向”和大企业在经济振兴过程中的重要性。朴正熙在《我国发展之路》一书中写到:“现代经济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强烈的集中倾向。巨大的企业——此刻对我们国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不仅充当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定性角色,还能带来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变……因此,面对自由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是由国家来对巨大的经济力量进行协调和优势引导。”  

而有美国“创新之父”之称的彼得·蒂尔也有着与村上泰亮等日本经济学家类似的看法。彼得·蒂尔强调,创造性垄断(CreativeMonopoly)就是产品既让大众受益,又可以给创造者带来长期利润,而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更好的垄断企业去替代现有垄断企业的历史。研究贝尔实验室创新的美国学者格特纳(JonGertner)也认为,谷歌、苹果、微软、Facebook与贝尔实验室,这些技术巨擎有很多共同之处;即所有这些公司,在各种电子硬件或计算机软件市场,都打造了一个近乎垄断(Near-monopoly)的地位、储备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研发、控制或主导市场。  

应该说,东西方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了规模经济和大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本和韩国在产业赶超过程中所采用的寡头竞争、竞争合作的市场结构及其经济意识形态,为理解后发国家的产业赶超提供了新的佐证,为后发国家通过并购重组来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参照。当然,无论是日本经济学家的“有组织的竞争”,还是彼得·蒂尔的“创造性垄断”,都没有太多涉及集中和垄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应对之道。如何发挥有组织的竞争给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正面效应,并规避集中和垄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应对的重要问题。  

二、寡头竞合与并购重组:日本半导体产业的赶超  

2.1基于研发联合体的并购重组  

计算机和半导体等信息产业,都是在美国政府和企业领衔推动下产生和快速发展的。无论是计算机、半导体还是一些其它电子产品,日本和韩国企业都属于成功赶超的后来居上者,通过赶超和美国半导体尤其是存储半导体产业处在同一竞争方阵,尽管后来日本半导体产业遇到了挑战和挫折。作为产业赶超的成功案例,日本和韩国推动本国企业参与计算机和半导体等信息产业国际竞争的做法,尤其是大企业领衔、竞争合作、并购重组为特点的竞争模式,对后发国家有着重要的启发。如前所指出的,并购并不仅仅是合并、收购,还有合资生产、合资研发等形式。在日本,这种在政府产业政策协调下的大型企业联合投资的研发联合体(R&DConsortia,也称为合资研发企业或研发联盟)。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日本至少发起或成立200多个研发联合体。这样的研发联合体或合资研发企业,是日本企业实施并购重组、产业集中的重要形式,对日本的技术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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